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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美国公共行政思想的危机与奥斯特罗姆的民主制行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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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奥斯特罗姆夫妇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著有《复合共和的政治理论》、《美国联邦主义的意涵》、《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等作品。其中，《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出版于1973年，这是一个对公共行政学科的研究充满热情的时代。而奥斯特罗姆却立足当下，同时回望公共行政学“如日中天”的20世纪30年代，看到了在这两个“盛期”之下，美国公共行政思想所面临的危机。 　　一、美国公共行政思想的危机来源 　　在本书的开头，奥斯特罗姆提出了一个可怕的假设：美国公共行政的学说包含着很坏的药。这些错误的学说被运用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中，引起了一些当代的社会病症。当人们看到这些当代的社会病症，尝试着用原本就错误的学说去解决它，这无疑使形势进一步恶化。 　　奥斯特罗姆认为自二战时起，来自战争的挑战便打击了公共行政的元气。公共行政显得更像是无原则的权宜之计，而不是有原则的行动，理论与实践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西蒙则提出了最致命的一击，其明确地拒绝了公共行政原则，认为其只是一些谚语。战时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转变也能对西蒙的这个观点进行佐证，部分学者开始使用案例研究，陈述行政决策的事实，让学生对公共行政产生一种实际的感受，但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对现实的解释日益与理论不相符合”。瓦尔多则将公共行政的危机看作是“身份危机”，其认为，公共行政研究主题的性质与范围，教学这一研究主题的方法都有问题。他抱着悲观的态度提出了一个短期解决方案，即让公共行政人员抱着一种专心致志、坚定不移的态度坚持下去，表现得像个专家。但是这个方案也有缺陷，奥斯特罗姆就质疑，当公共行政人员本身就对专业知识缺乏信心，对许多知识还存有疑惑，是否真的能够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他用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的成立宣言为这一质疑提供作证，“今天的危机超过历史上所有公共行政危机。公共行政部门作为一个集团，对于他们所负责的事实并不明了。他们负责这我们社会的运转；他们不可能等待有人告诉他们做什么。如果他们不知道，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接着，奥斯特罗姆开始探究公共行政范式上的危机。范式即开展科学研究、建立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思想的坐标、参照系与基本方式，科学体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等，其本质上是一种理论体系，可以表现在学者们进行分析活动的思维或者方法上。当对一个范式形成普遍共识时，学者就会在这一框架的限制之内进行研究。但库恩认为，在用常规科学方法进行探究的过程中会出现新的问题，从而出现异常的、偏离期望的结果，而这种异常不能在传统的框架中得到解释，那么，原本的范式框架就成为了问题。这个时候，科学工作就从对新问题的探究转变为质疑范式框架本身是否合理。奥斯特罗姆认为，无论是应对其他科学领域范式的危机，还是应对公共行政领域的反式危机，都需要寻找一个替代范式。为此，他从古典公共行政理论出发，结合当代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认为可以进行从官僚制到民主制新理论的范式转换。 　　二、奥斯特罗姆民主制行政理论的提出 　　奥斯特罗姆首先回顾了威尔逊的理论。威尔逊提出了一些基本定理作为行政科学建设的范式，包括“在任何政府中总是存在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权力中心”“权力越分散，它就越不负责任”“政治领域设定行政的任务，但行政的领域在政治的适当范围之外”，可以概括成权力单中心和政治与行政的二分。韦伯提出的“官僚制”是对威尔逊立场的一种赞同，他将现代国家看成是单人统治或者单中心的，行政中的理性依靠的是等级关系的结构，并且同意“二分法”。但奥斯特罗姆看到了韦伯官僚制理论中的异常现象，他认为官僚制只是一种理想类型，且官僚制也有不足，会束缚住职业官僚，把公民变成依附性的群众，使其政治“主子”变成软弱无能的内行。在美国公共行政的传统研究中，关心的往往是作为规定性的学说，常将某些“定理”或者说箴言套用到所有组织模式上，以此来对组织做出评估。西蒙运用效率标准进行评估的思路确实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研究模式提出了挑战，但是同时，他又保留了一系带有等级秩序色彩的东西，将自己的分析局限在一个组织中。所以，奥斯特罗姆认为，西蒙确实提出了挑战，但是挑战之后又回到了官僚制组织的世界，他的研究依旧在局限在原本的框架之中。 　　接着，奥斯特罗姆分析了当代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当代政治经济学家是在西蒙提出挑战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早期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倾向于成本—收益分析，并逐渐发展为公共支出决定规则服务的规划、项目以及预算体制（PBB），但是PBB分析所基于的理论预设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是类似的，很可能会犯严重的错误，并且产生严重的无效率。而在奥斯特罗姆写下本书的最近20-25年间，许多政治经济学家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公共部门中制度安排与经济绩效方面的关系，并且运用了如下的方法：一，将个人当作是基本的分析单位（过去的研究传统往往是以某一机构或者政府单位为研究的分析单位）；二，运用外部效应、共同财产和公益物品理论来界定与公共行政有关的事务结构；三，分析不同组织或不同决策导致的公益物品和服务产出方面的结构；四，根据其产出是否符合效率标准或者其他绩效尺度来评估这些结果。 　　这些当代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得出了一个与古典行政理论基本假设相反的重要结论，即管辖交叠与权力分散在公共经济中能够促进各种公益服务的生产，这否定了威尔逊和韦伯的“权力单中心论”。对于韦伯和威尔逊来说，他们是支持拥护官僚制，拒绝民主制行政理论的。韦伯还提出了民主制行政的局限，认为其只能运用于成员数量有限的组织，只能被视为一种特例，而不是“任何典型的（或普遍的）发展进程的历史性出发点”，民主制行政不能取代官僚制行政。 　　但也有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对在行政领域运用民主制度的洞见，例如托克维尔，其认为如果能将民主的学说运用到行政治理上，就能出线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遵从法律，尊重政府权威，处于真实情感的爱戴国家首长，因为他们的权利都得到了保障，公民的自由联合取代了统治阶层的个人权威，国家将会避免出现暴政和专制。在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特点上进行稍加修正，民主制行政的基础包括四点：一，每个人能有资格参与公共事务的处理，坚持平等至上主义；二，所有重要的决定都能留给所有成员或者他们所选择的代表考虑；三，尽可能限制命令的权利，而不是像官僚制中的一样，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四，把行政机关的定位从成为主子到变成人民的公仆。并且，以上提出的四条原则都将在法律秩序之下运作。 　　奥斯特罗姆也结合了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的民主制行政理论，他们提出了九条自治原则，体现上述民主制行政基础的“平等至上主义”色彩，并且也涉及到了宪法、法律问题。托克维尔也对民主制行政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民主制的本质精神就反映在民主制行政体制中，并且得出了民主制能与官僚制并列的结论。 　　通过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继承与结合对几十年间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结果、学者们对民主制行政基础的认识，奥斯特罗姆最终提出了民主制的八条基本定理，以下我将对奥斯特罗姆的八条定理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行使政府专有权的人与其同胞公民一样，前者不见得比后者更可能腐败或者更不可能腐败。也就是说，无论是官僚还是民众，我们对其在道德层面的假设应当是相同的，即使是官僚体制也能产生腐败。所以民主行政应当是一种切实的制度上的支撑，而不是浮于表面的、理想的、形式主义的东西。 　　二，宪法的结构在一群人中分配决策权能；民主宪法界定个人的专有权和不同政府机关专有权所内含的权威，这样每一方的权能都为其他各方的权能所制约。在民主社会确立和变更组织安排的任务要看作是立宪选择的问题。无论是公民的权利还是官员的权利，都要受宪法的约束，这在前面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的九条自治原则中也有所体现，九条自治原则的第三条就是“宪法或者宪章中所说明的政府的界限和条件在法律上约束行使政府权力的人，并且不能被这些政府权威所改变”。 　　三，对于行善是必要的权力，即政治权威的行使，会被某些人所篡用，他们抓住机会，利用这样的权力来谋求私利，损害他人，除非政治权威是分立的，不同的权威组织得可以相互制约和控制。也就是说，在民主行政中，我们需要注意权力的制衡，不然很可能，本意是“行善”的组织或者行动变成了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四，公益物品和服务依靠为各种组别的决策制定者所作出的决策，每个集体企业在政治上的可行性依靠的是所有各个决策结构持续地作出有益的决策，公共行政在政治的范围之内。 该条则否定了传统的二分法，认为行政不能只是冰冷的工具，还需要考虑民众的需求，体现公民导向。 　　五，形形色色的组织安排可以用作提供不同的公益物品和服务。这些组织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多组织安排得以协调，它们包括互利性的贸易和协议、竞争性的对抗、裁定冲突以及有限等级的命令权力。这条否定了公益物品和服务的垄断（这方面垄断也容易滋生腐败），认为政府应当和各种组织合作，进行共同治理。 　　六，经过专业训练的公务人员对单一权力中心负责，这种等级秩序的完备，会削弱大型行政体制对公民对许多形形色色的公益物品的种种偏好作出反应的能力，也会削弱其应付各种环境条件的能力。这点则是针对官僚制的缺点提出的，官僚系统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系统，由于内部存在等级之差，所以组织成员的关注点往往在“如何在组织内部往上爬”，对外界环境变化关注不够多。此外，过于专业化的分工也意味着官员的整体认识不足，难以灵活变通。好比当机器上某一零部件出问题时，其他零部件无法代替该零部件，只能换上新的零部件。原先的零部件也不能发挥其他作用，只能宣告报废。 　　七，对单中心权力负责的等级组织的完备，不会使效率最大化，在此效率是指时间、精力和资源花费最少。本条可以与前面政治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呼应，支持一种“多中心”的理念。 　　八，在任何政府中权力分散在具有多种否决权能的各种决策中心，发展其程度各不相同的多元的、交叠的政府机构，对于维持稳定的、在变化迅速的条件下能增进人类福利的政治秩序是必要的条件，即需要建立一种多中心的决策机制。 　　三、结语 　　虽然后人也有诟病奥斯特罗姆提出的民主制行政理论中的公众意志不一定代表着真正的公共利益，民主制行政范式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奥斯特罗姆指出了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热潮之下的危机，并且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民主制行政理论的八条原则，这奠定了公共行政民主化的制度框架，对后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民主制公共行政理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33-2012年），中文名“欧玲”，她曾供职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是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毕其一生研究公共资源治理、制度分析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家。2009年10月12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颁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治理的分析。奥斯特罗姆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也是迄今唯二荣膺此奖的女性。后来的则是和自己家那位因为同样的成就得了同一个诺贝尔奖的艾丝特·杜芙若。 　　谁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当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于2009年10月宣布经济学奖获奖名单后，经济学家们颇为错愕，纷纷打听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何许人也。在2009年之前，不仅媒体，就连经济学界也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这并不奇怪，因为埃莉诺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位政治学者。其在经济学领域的知名度不高，但在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行政学、公共政策、发展研究等诸多领域却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一、迂回曲折：口吃少女的蝶变人生 　　1933年8月7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出生于美国洛杉矶。经济萧条、战争阴云等各方面原因，令年少的她受到了更多负面因素的影响。加之父母的离异，这个豆蔻年华的少女，有着一个并不愉快的童年。 　　“口吃”是中学时期奥斯特罗姆的一大标签，但极为幸运的是，一位老师的帮助让她得以克服了这一缺陷。她曾经回忆说：“在我高中二年级时，有位老师很关心我的口吃问题，告诉我去参加演讲社团。我被指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背诵诗，但在第一次竞赛性演讲活动中，演讲队的其他成员都取笑我的‘娘娘腔’。他们认为，所谓‘真正的’演讲团队应该是辩论性的”。所以，年轻的奥斯特罗姆就加入了争论性辩论队，并且感到这似乎很有意思。奥斯特罗姆认为，学习如何辩论是学者生涯一项重要的经历。作为一个辩论者，人们必须了解到，任何问题至少都有两面性，因为一场比赛的每个不同回合，你都很可能被指派到辩论的任何一方，而无论你被指派为哪一方，都必须准备有效的论点和论据。通过参加竞争性辩论，奥斯特罗姆不仅克服了口吃，还提高了辩证性和批判性思维技能。 　　由于家境并不宽裕，奥斯特罗姆中学毕业后希望读大学，但家人并不支持，她的母亲把读大学看作是“无用的投资”。因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女性在教育和职业领域并不怎么受欢迎。由于得不到家庭的支持，奥斯特罗姆不得不去工作。但是她并没有屈服于现实，尽管家庭的阻力令奥斯特罗姆继续上学深造过程崎岖，但她最终还是选择坚持自我，并成功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学业，于1954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院获得学士学位。课余时间，她靠教人游泳赚取生活费，毕业时手里只有8美元。 　　她工作了几年之后决定读研，不过新一轮的冷嘲热讽也随之扑面而来。但这位执着坚毅的女性，在重重困难中开始了边工作边学习的生活，并且开始思量毕业后攻读博士学位。因为数学基础比较差，奥斯特罗姆的经济学导师强烈建议她放弃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计划转而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而她的政治学导师则坚决反对她攻读博士学位。虽然这些反对之声令奥斯特罗姆倍感压力，但她最终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忽视了这些警告，并且申请了助理奖学金准备攻读全日制政治学博士学位。命运之神再一次眷顾了奥斯特罗姆，她成功地获得了这个奖学金，并于1965年顺利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 　　即使多年过去，社会对女性在职业选择上仍然不算宽容，在那个年代，女性找工作遇到歧视是常态。她追随丈夫文森特到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最初只是获得了一份临时教职，在政治系给新生教基础课，直到越战期间，她才获得正式的教职。正是在这里，她与丈夫一起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他们是这所大学里的传奇人物，出了名的勤奋，每天笔耕不辍，几十年如一日，硕果累累。奥斯特罗姆从一位受到歧视的女性，成为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她从不服输，曾担任过美国政治学协会的主席，也曾做过公共选择学会、中西部政治学协会和公有产权研究协会的主席。她的学术成就更使她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91）、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01）。美丽怎可少蝶舞？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人生蝶变,让人心生敬佩！ 　　二、实至名归：从学术大师到诺奖得主 　　公厕为什么要刷脸取纸？共享单车因何总是乱停乱放？小区、公园的长凳、健身器材为何老比家中的坏得快？类似的悲剧每天在我们的身边永无休止的发生着。谈到公地悲剧，欲究公共资源治理之道，我们不得不提奥斯特罗姆及其理论。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大师，她的研究基于广泛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运用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公共事务，尤其是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治理问题，她对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杰出贡献。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公共资源处于没有明确私人所有者的状态,而是由一定区域、一个社区内的人们所共有或共同使用，比如一段河流的水资源分配、公共草场的使用等。社区成员的资源利用行为以追求个体利益为目标,其结果是自然资源的利用超出可持续的水平,导致资源退化。更可悲的是,过度利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效果很低下。这就是所谓的“公地悲剧”。比如海洋渔业的萎缩、森林的退化、温室气体剧增带来的气候变化等。 　　传统的观念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案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私有化,通过私有化减少资源利用中的负外部性，从而起到约束行为人资源利用强度的效果；二是国有化,在资源利用有明显规模经济性的地方采用政府直接管理的方式，保证资源利用符合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然而，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成果却颠覆了这种看法。奥斯特罗姆指出，国家直接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共资源享用者面临的搭便车难题，但国家管理中存在的官僚化、无效率、寻租以及权力扩张倾向，会带来另一个层面的集体行动难题，并最终削弱甚至摧毁民众的自治潜力。同时，对共有资源的私有化，可能会因个人无约束的行为而使资源本身损坏或者耗竭。更何况，有些共有资源很难被私有化。因此，奥斯特罗姆认为由民众自主治理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奥斯特罗姆的童年经历以及工作中接触到的典型案例，成为了她提出不同观点的重要经验支撑。奥斯特罗姆曾回忆，尽管童年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慌，彼时的经济困顿，物资缺乏。但是奥斯特罗姆与其母亲所在的社区邻里之间却相互理解，合理共享公共资源，其乐融融。 　　除此之外，在奥斯特罗姆开启博士项目初期，她参与了一项南加州地下水治理的政府事务。在此期间，通过大量的调查走访，奥斯特罗姆发现存在许多当地民众自主治理的成功范例。在欧洲历史上社区成员共同管理自然资源从而实现可持续利用的例子很多,如瑞士的图拜尔山地管理模式,西班牙的胡尔塔灌区管理机制。尽管存在着失败的情形，但这些成功的事例表明，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自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这些条件包括共有资源的范围界定清晰、大多数人可以参与修改规则、冲突解决机制成本较低、民众具有最低限度的自组织权利等。 　　信任、互惠和声望等社会资本，对民众的合作与集体行动也具有重要影响。她认为经济学模型分析资源管理体制时,过分强调了人类个体理性自利的特性。而自然资源共同管理能够取得成功,是由于在群体内部存在相互信任和相互依赖的特质,人们能够从关心他人和群体利益中获得满足。有了这种特质,人们就会产生合作的愿望,就可能通过自组织行为产生一套规则、个体利用行为规范、监督和惩戒机制等,从而使资源利用服务于社区共同和长远利益。 　　奥斯特罗姆认为以“自我治理”为核心的多种形式,可以是纯民间的,完全政府的,或者两种某种程度的结合,因时因地折中妥协,只要有实效,能持久就成。把“政府”和“个人”绝对分化、对立起来,对问题的解决是有害的。任何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具体利益和信息相符。 　　在对鱼类存量、牧场、林地、湖泊、地下水等共有资源展开广泛研究后，奥斯特罗姆发现，这些共有资源的实际结果经常不是如同标准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资源使用者为了解决诸多利益冲突，经常能设计出复杂的决策与执行机制。 　　最终，奥斯特罗姆将生活给予她的一切艰难与挑战，转化成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主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的创新制度理论，为面临“公地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路径，为避免公共事务退化、保护公共事务、可持续利用公共事务从而增进人类的集体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础。 　　奥斯特罗姆毕其一生研究公共资源治理、制度分析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奥斯特罗姆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品主要包括《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自主治理灌溉系统的行业制度》、《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政策透视》、《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等。 　　为表彰其对公共资源治理的理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诺贝尔经济学奖被男性垄断的历史也因此被改写。奥斯特罗姆成长的年代，还没有完全摒除男女不平等的陋习，从竞争激烈的经济学领域走向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奖台，超越无数男士获此殊荣，她为之付出了比男性获奖者数倍的执着与坚毅。这个奖项是对她三十余年在公共资源管理、制度分析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取得成果的肯定。 　　三、四访中国：奥斯特罗姆与中国之缘 　　中国的学者，至少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奥斯特罗姆并不陌生，而且她的学术思想一直被广泛引用。奥斯特罗姆十分重视中国学者的培养及发展，她先后于1997、2007、2009、2011年访问中国并进行学术交流，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航空航天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客座教授，曾多次发表演讲，与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交流意见和看法。 　　奥斯特罗姆对中国城市的社区治理模式也有很大的研究兴趣，在其2011年的来访中，她还参观了广州的一个社区，与社区工作者和业主进行座谈。除此之外，她在中国选取社区样本就“自主治理”模式进行研究，她与她的研究团队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制度分析网络，其中便涉及了中国的案例。在她创办的研究所里，每年都有两到三名中国学者和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系统的学习，以掌握其宏观和微观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为中国学者的职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12年6月12日，79岁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印第安纳溘然长逝，令人扼腕叹息。斯人已逝，但却为后世留下了博大精深的学术遗产。她和丈夫开创的自主治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思想体系，将对社会治理和政策研究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更加凸显价值。她关于自主治理的学术思想，是对人类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思想贡献。这位杰出女性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来者不断前行。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陈安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53483-1345977.html 　　上一篇：《熊庆来传》里的华罗庚 　　下一篇：沈括：梦溪园里的中国百科全书式科学家　　[{"ID":42427,"Name":"管理学"},{"ID":84661,"Name":"公共管理"},{"ID":116422,"Name":"〔综论〕"},{"ID":116497,"Name":"〔代表人物〕"},{"ID":116529,"Name":"奥斯特罗姆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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